二十四小时飞速流转，又是全新的一天。
　　记忆中，我在当学生的时候，尤其是中小学生那会儿，总是把办公室看作是教育者的圣地，智者们的礼贤馆，教育事业的发动机。学生们是既向往，又敬畏，就像穆斯林心中的耶路撒冷一样。觉得老师们既严肃，又认真，坐在一起就像群臣议事一样庄严，而他们谈论的话题不是如何教书，就是怎样育人，总之是离不开教育圈的。但是当我也入驻办公室时，才发现原来他们可以唠家常，开玩笑，听音乐，甚至玩游戏，它远没有我想的那么庄重、神秘。与其说它是教育者的圣地，倒不如说它其实是教育者的“剩地”。一个让老师可以放下重负，轻松享乐的地方；一个可以让他们远离喧嚣，安静思考的地方；一个可以让他们卸下严肃、庄重的伪装，展示真实自我的地方。
　　但可能是性别原因，或是年龄？我在回到办公室和众女老师寒暄几句后便无话可说了。我的“高谈阔论”一反常态地失效，我郁闷地坐在那里，傻傻地盯着她们，陷入一阵沉思：初次见面的客套话早已说过，基本的个人信息也做过简单了解，我一个大男人还能说些什么呢？为了不让她们觉得我太闷，于是我开始强行搜索脑子里贮备的话题库。从“吃什么有益健康？”到“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电影”，从“姚明退役”到“中国男足”，从“钓鱼岛事件”到“利比亚战争”，从“火星上有无生命？”到“宇宙有多大？”，甚至连“人类如何起源？”这样深奥的问题我都有考虑过。可是她们几个谈论的却一直是“女人如何能变漂亮？”，“身材如何能变苗条？”，“什么样的老公最好？”以及“如何能得到幸福的婚姻？”。看着她们谈笑风生，只把我一个人冷落，我终于无法忍受，于是厚着脸皮凑上去，小声说道：“要不，我们谈谈刘校长怎么样？”
　　孙、钟、柳三位老师突然停止说笑，都用恐惧、不安的眼神盯着我。
　　“你，确定？”柳小琴说。
　　我点点头，然后慢慢退回到座位上。只见她们相互看了几眼后，脸上布满阴云。看见她们低着头，不再说话，我义不容辞地接管话语权。我先是做出一副苦恼状，然后便向她们倾诉起我的不幸遭遇，从饱受刘妈关心，误把刘妈当慈母，到坚持自己主见，无心触怒校长，再到最后的备受校长冷落，我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谁解其中辛酸味啊！
　　她们先是对我触怒校长一事表现地既震撼又畏惧，而后又对我表示极为同情，她们眼神中流露出无限怜悯，唤起的母性就像一双双温柔的手轻抚着我的脸，让我倍感欣慰。在为我的不幸遭遇悲哀落泪几分钟后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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