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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漂亮女生在历史大潮中跌入谷底，在伦理和生存的矛盾中挣扎，历尽艰辛活下来的故事，回溯了60年的历史事件。

　　土改时我爷爷分到三亩地，和邻村吴家搭界。吴家有个和我同岁的男孩儿，叫吴士升。大人忙着干活，我和他就在地头玩耍，追蝴蝶、捉蚂蚱，还一块“过家家”。他母亲说，这俩小人儿合脾气儿，以后叫云芳来俺家当媳妇儿吧！我母亲说，行，现下提倡婚姻自由哩，只要他俩合得来，咱们当大人的没啥说的。大人的一句玩笑话，孩子们儿也没往心里去。其实我早就把它给忘记了，小学我俩一个班，也没显得比别人更亲近。后来吴士升在县五中毕业，没有考上高中，早早的就回村务农了。咱们高中毕业那年，农村搞社教，原来的村干部全部靠边站，其中包括我当大队会计的爷爷。吴士升算是大队的文化人了，顶替了我爷爷的角色。一次我回家背红薯干当口粮，他拦住我说：
　　“咱俩小时候，你娘答应让你给我做媳妇儿，还记得不？”
　　“不记得。哪有这荒唐事儿呀？”
　　“我可没忘。因为没考上高中，我有点自惭形秽，前两年没好意思找你说。没想到回村不到3年就当上了大队会计，我觉得在农村大有奔头，今后也能配得上你，不会让你受屈，才敢和你说。家里要给我提亲，我没有同意。你给个话吧！”
　　“我还要考大学呢，眼下不想谈对像。”为了把他支应开，我又说，“俺班上有个同学叫陈思汀，他大哥在外地工作，坚决不让他在家搞对象，说以后两地生活很麻烦。我不和你说这事儿。”其实，吴士升很担心我在学校谈好对象。得到这话儿，他也就不再找我纠缠。
　　高二那年，国内外形势紧张，又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。在学校，咱们还没有太多的感觉。你记得教语文的章老师吗？他还用粉笔头投掷过你呢。他出身地主，教书很认真，当时同学们都很尊重他。直到文革时，他才因出身不好被斗争，不堪凌辱服毒自尽。其实，阶级斗争当时在农村就开始大讲特讲了。社教工作队继承土改时的传统，一进村就找房子最破的贫下中农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联，发动社员揭发大队干部的“四不清”问题。我家有一座二层红砖小楼，村民称为红楼，是老辈子家族兴旺时建造的。经过几次分家析产，到我爷爷这一辈，每人耕地平均下来就不足三亩了。红楼里安放着神主，还有卧床不起的老奶奶，我爷爷是长子，少要了几亩地，把红楼留在自己名下。他有四个儿子要成家，还不够分住呢。打鬼子时，红楼成了抗日干部落脚的地方，我的两位叔叔也都相继参了军。土改时，经过三榜定案，我爷爷被划为下中农。合作化时，我家所在的陶里庄和邻村吴士升所在的吴里庄，合并为里庄高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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