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故事梗概
- 作品卖点
- 作品正文
土改时我爷爷分到三亩地,和邻村吴家搭界。吴家有个和我同岁的男孩儿,叫吴士升。大人忙着干活,我和他就在地头玩耍,追蝴蝶、捉蚂蚱,还一块“过家家”。他母亲说,这俩小人儿合脾气儿,以后叫云芳来俺家当媳妇儿吧!我母亲说,行,现下提倡婚姻自由哩,只要他俩合得来,咱们当大人的没啥说的。大人的一句玩笑话,孩子们儿也没往心里去。其实我早就把它给忘记了,小学我俩一个班,也没显得比别人更亲近。后来吴士升在县五中毕业,没有考上高中,早早的就回村务农了。咱们高中毕业那年,农村搞社教,原来的村干部全部靠边站,其中包括我当大队会计的爷爷。吴士升算是大队的文化人了,顶替了我爷爷的角色。一次我回家背红薯干当口粮,他拦住我说:
“咱俩小时候,你娘答应让你给我做媳妇儿,还记得不?”
“不记得。哪有这荒唐事儿呀?”
“我可没忘。因为没考上高中,我有点自惭形秽,前两年没好意思找你说。没想到回村不到3年就当上了大队会计,我觉得在农村大有奔头,今后也能配得上你,不会让你受屈,才敢和你说。家里要给我提亲,我没有同意。你给个话吧!”
“我还要考大学呢,眼下不想谈对像。”为了把他支应开,我又说,“俺班上有个同学叫陈思汀,他大哥在外地工作,坚决不让他在家搞对象,说以后两地生活很麻烦。我不和你说这事儿。”其实,吴士升很担心我在学校谈好对象。得到这话儿,他也就不再找我纠缠。
高二那年,国内外形势紧张,又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。在学校,咱们还没有太多的感觉。你记得教语文的章老师吗?他还用粉笔头投掷过你呢。他出身地主,教书很认真,当时同学们都很尊重他。直到文革时,他才因出身不好被斗争,不堪凌辱服毒自尽。其实,阶级斗争当时在农村就开始大讲特讲了。社教工作队继承土改时的传统,一进村就找房子最破的贫下中农访贫问苦,扎根串联,发动社员揭发大队干部的“四不清”问题。我家有一座二层红砖小楼,村民称为红楼,是老辈子家族兴旺时建造的。经过几次分家析产,到我爷爷这一辈,每人耕地平均下来就不足三亩了。红楼里安放着神主,还有卧床不起的老奶奶,我爷爷是长子,少要了几亩地,把红楼留在自己名下。他有四个儿子要成家,还不够分住呢。打鬼子时,红楼成了抗日干部落脚的地方,我的两位叔叔也都相继参了军。土改时,经过三榜定案,我爷爷被划为下中农。合作化时,我家所在的陶里庄和邻村吴士升所在的吴里庄,合并为里庄高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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